“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党课必备红色故事75例

1.周恩来总理几套服装一穿就是几十年，缝了又缝、补了又补，有时还穿着织补过的衣服接见外宾。身边工作人员提醒他礼服早该换了，他笑着说：“穿补丁衣服照样可以接见外宾，织补的那块有点痕迹不要紧，别人看着也没关系，丢掉艰苦奋斗的传统才难看呢。”如今，物质生活条件大为改善，衣服可以不用缝缝补补了，但勤俭朴素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不能丢。

2.1961年隆冬时节，63岁的彭德怀回到湖南老家开展农村调查，历时50多天，先后接触了2000多名群众和干部，调查了7个公社和10多个大队的情况。5份调研报告形成后，彭德怀的侄儿劝他不要向上级反映。“我吃了人民的饭，就要为人民做事，替人民说话。”面对侄儿的再三劝阻，他毅然决然，“有话我还要说！”

3.陈云同志曾说：“领导机关制定政策，要用90%以上的时间做调查研究工作，最后讨论做决定用不到10%的时间就够了。”1961年，陈云在上海青浦县小蒸人民公社蹲点15天，写了3个调查报告，得出了母猪也应该下放给农民私养、种双季稻不如种单季稻、种小麦不如种蚕豆的结论。这样细致深入的调查，没有“一竿子插到底”“出水才见两腿泥”的精神是做不到的。

4.1927年1月，毛泽东回到了家乡，身着蓝布长衫，脚穿草鞋，手拿雨伞，考察了湘潭、湘乡等5个县，历时32天，行程700公里，撰写了两万多字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报告一发表，便引起了轰动。瞿秋白钦佩地称赞：“毛泽东是农民运动的王！”。

5.1942年初，359旅旅长王震率部开进南泥湾，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一手拿枪、一手拿镐，积极开展边区大生产运动。荒无人烟的南泥湾，一下子变成了“陕北的好江南”，为抗日根据地树立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典范。

6.罗荣桓元帅多次被毛主席誉为“老实人”。宁都会议后，毛主席“靠边站”了。罗荣桓因多次支持毛主席的主张，也被撤了职。但他始终坚持共产主义信念，仍旧老老实实地为党工作。

7.任弼时堪称“人民的骆驼”。1947年1月，他知道刘胡兰慷慨就义的事迹后，深受感动，认为刘胡兰是个好典型，当即表态“我要向毛主席报告，要大力宣传”。第二天，他就赶往王家坪向毛主席汇报。任弼时就是这样，说到做到，一心扑在工作上,根本不考虑自己的身体健康状况。

8.黄克诚是一座“忠诚的丰碑”。1959年庐山会议上，身为总参谋长的黄克诚明知彭德怀受到批判，仍然指出“大跃进”的错误，后来被打成“彭德怀反党集团”成员。毛主席去世后，当有人贬损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时，又是黄克诚，不计前嫌，挺身而出，捍卫毛主席的形象和毛泽东思想这面旗帜。

9.董必武与何连芝1937年在延安结婚，育有三名子女：董良羽、董良翚、董良翮。三个名字之所以都带“羽”字，是因为董必武深感旧中国的“落后就要挨打”，希望中国自己制造的飞机早日飞上蓝天，期待他们兄妹志存高远，为国家建设作贡献。也正因为有这样的愿望，他对孩子们的要求很严格，1963年1月28日还专门写了首《字三子》诗：“蓄势如鹰隼，奋飞健翼张”“武能御外侮，斯文亦在兹”“如鹏飞有意，标指向天津”。

10.有一次，周总理到上海出差，听说有一些领导同志带着夫人、孩子到地方去，食宿费用都向地方开支后，他非常生气。回到北京后，他在全国第三次接待会议上向各省市代表提出：“今后无论哪个领导到省里去，吃住行等所有开支，地方一概不要负担，都要给客人开具账单，由本人自付。这要形成一种制度。”

11.刘伯承元帅不抽烟、不喝酒、不喜娱乐，“一生只研究打仗这一件事”，“自打从军时起，就做好了准备。路死路埋，沟死沟埋，狗吃了得个肉棺材”，在战斗和工作间隙，翻译大量的苏联军事教材下发指导部队作战，被誉为“论兵新孙吴，守土古范韩”。

12.毛泽东同志1938年4月9日出席抗大第四期开学典礼时对学员说，你们若想在抗大站住，首先要下定三个牺牲的决心，“第一个决心是要牺牲升官，第二个决心是要牺牲发财，第三更要下一个牺牲自己生命的最后的决心”“没有最后的决心是不够的，更要有为四万万五千万同胞牺牲自己贡献生命的决心”。牺牲升官、牺牲发财、牺牲生命，是毛泽东同志给共产党人和革命军人标定的精神高地。这“三个牺牲”，非但没有吓跑抗大学员，反而吸引了成千上万的进步青年，形成“打断骨头连着筋，扒了皮还有颗心，只要还有一口气，爬也要爬到延安城去抗大”“抗大抗大越抗越大”的滚滚洪流。

13.抗日战争胜利后，迫于国际舆论压力和国内民众希望和平的意愿，蒋介石不得不作出姿态，电邀毛泽东到重庆举行会谈。蒋介石开始不把共产党和毛泽东放在眼里，但一经与毛泽东见面，就改变了看法。蒋介石对其秘书陈布雷说：“毛泽东嗜烟如命，但他知道我不吸烟后，在同我谈话期间，竟能做到数小时不抽一支烟。他所表现出的决心和精神，说明此人绝对不可轻视！”历史已经证明，蒋介石在这一点上是看得很准的。

14.毛泽东同志当年曾引用一首咏泥神的诗来给官僚主义者画像：一声不响，二目无光，三餐不食，四肢无力，五官不正，六亲无靠，七窍不通，八面威风，久坐不动，十分无用。他尖锐地把官僚主义称作“反人民的作风”，大声疾呼“要把官僚主义这个极坏的家伙抛到粪缸里去，因为没有一个同志喜欢它”。

15.红军长征中，吴起镇一仗，我军大获全胜，毛泽东十分高兴，赋诗赞扬彭德怀：“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彭德怀看后深感不安，将诗中的“唯我彭大将军”改为“唯我英勇红军”。朝鲜战场上，巴金写下了《我们会见了彭德怀司令员》一文，彭德怀看后，提出修改意见：“巴金同志，‘像长者对子弟讲话’一句改为‘像和睦家庭中亲人谈话似的’。我很希望这样改一下，不知允许否？其实，我是一个很渺小的人，把我写得太大了，使我有些害怕！”

16.陈云曾讲，工作作出成绩时，头一个是人民的力量，第二个是党的领导，第三才轮到个人。他强调，这样的次序是不能颠倒的。只有这样认识问题，才能深谙“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的真谛，真正在感情上思想上和工作上信赖、依靠党和人民，始终做到“俯首甘为孺子牛”。

17.1927年夏秋，正是大革命失败后的血雨腥风之际，年届五十的徐特立面对大批共产党人被杀害的白色恐怖，在最危险的时候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7年1月30日，徐特立六十大寿时，毛泽东写信祝贺徐老生日提到此事时说：“当革命失败的时候，许多共产党员离开了共产党，有些甚至跑到敌人那边去了，你却在1927年秋天加入共产党。”徐特立的入党，给今天的我们以深刻启示，这就是：矢志不渝坚定理想信念，矢志不渝对党绝对忠诚，矢志不渝为民工作。

18.晚辈不准丢下工作专程来看望；来者一律住招待所；一律到食堂排队买饭菜，无工作者总理付伙食费；看戏以家属身份买票入场，不准用招待券；不允许请客送礼；不允许动用公家汽车；凡个人生活，能自己做的事，不要别人来办；生活要艰苦朴素；不要说出与总理的关系，不要炫耀自己；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这十条家规，展现了老一辈革命家廉洁奉公的高风亮节，为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令人敬仰。

19.在长征时期，曾经有过一个“半条棉被”的故事。在湖南汝城县沙洲村，3名女红军借宿徐解秀老人家中，临走时，将自己仅有的一床被子剪下一半给老人留下了。老人说，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

20.抗战时期，毛泽东经常到延安的一些高校讲党课。有一次，毛泽东等领导同志走进教室时，大家站起来热烈鼓掌。毛泽东微笑着摆摆手，让学员们坐下。他先介绍了跟随他来的几位领导同志，然后说：“我今天帮你们请来几位教员，有洋的，也有土的，我就是土的一个。”当介绍到徐特立时，他说：“他不仅是你们的老师，也是我的老师。”1937年4月至8月，毛泽东又在“抗大”开设了“辩证唯物论”课程。每周二、四上午上课，每次4学时，下午参加学员讨论，总共达到110多学时。

21.在语言运用上，毛泽东既是高超的理论家，更是卓越的实践者。1926年5月，毛泽东在广州举办第六期农民运动讲习所时，在讲课中十分注重根据学员特点来说明问题。据当时的学员回忆，有一次毛泽东讲课，在黑板上画了一座宝塔，一边画、一边讲，说：“你们看，最下层是塔基，有工人、农民，还有小资产阶级，人数最多，受压迫和剥削最深，生活最苦；压在他们上面的一层，是地主阶级、买办阶级，人数不多；再上一层是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人数更少；更高一层是军阀；塔顶是帝国主义。”毛泽东接着说：“压迫、剥削阶级虽然很凶，但人数很少。只要大家齐心，团结紧，劳苦大众起来斗争，压在工农身上的几座大山都可推翻。百姓齐，泰山移，何愁塔之不倒乎！”这种形象化的教学方法，给学员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22.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整顿党的作风》的讲话，在谈到党内存在的“学风”“党风”“文风”有些不正时，说：“这些作风不正，并不像冬天刮的北风那样，满天都是。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现在已不是占统治地位的作风了，这不过是一股逆风，一股歪风，是从防空洞里跑出来的。但是我们党内还有这样的一种风，是不好的。我们要把产生这种歪风的洞塞死。我们全党都要来做这个塞洞工作，我们党校也要做这个工作。”从而形象地说明了“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的必要性。

23.1936年11月，赵尚志率领抗联第三军主力部队西征。在这次征程中，部队在半年多的时间里，仅在屋里住过10天。无论战斗或休息，都处于冰天雪地之中。在严酷的斗争环境中，赵尚志带领战士高歌欢唱《四季游击歌》：“雪地游击，不比夏日间。朔风吹，大雪飞，雪地又冰天。风刺骨，雪打面，手足冻开裂。爱国男儿不怕死，哪怕再艰难。”表现出不畏艰险和牺牲的高昂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赵尚志后来写道：“战士不得休息，黑省苦寒，衣服都被战士烤火烧得破烂不堪。伤兵不得医治，队员不能补充，供给不能解决，由长期吃马肉而继之以吃马皮，继之吃树上的橡子等。”战士们之所以能够在西征中顽强坚持下来，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赵尚志率先垂范影响和感染的结果。

24.《永久奋斗》一文是毛泽东1939年5月30日在延安举行的庆贺模范青年大会上的讲话。1939年正值红军长征结束不久，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建立发展革命根据地，并进行艰苦卓绝的抗日救国斗争。1939年5月也正值五四运动20周年。中国共产党从青年中选出模范青年并召开大会，毛泽东在讲话中强调，“什么是模范青年？就是要有永久奋斗这一条”，并指出“永久奋斗”是最主要的一条，没有艰苦奋斗，其他都是空的。

25.1951年7月，毛泽东在与湖南第一师范的老同学谈话时，说到1912年在湖南图书馆自学的经历，坦言当时最大的收获是第一次看到世界地图，震撼之余不禁感叹广大人民的痛苦生活，产生了通过革命来改变社会的使命感，从而“下定这样的决心：我将以一生的力量为痛苦的人民服务，将革命事业奋斗到底”。正因为共产党人不论遇着何事，总是以群众的利益为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因此就能获得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这就是其事业必然获得胜利的根据。

26.井冈山时期，由于战斗频繁，伤亡又大，部队中补充进了很多游民分子，毛泽东认为，“在此种情况下，只有加紧政治训练的一法”。他常常亲自给官兵上课，教育他们养成严格的纪律，克服流寇思想。由于农民小资产阶级成分的限制等原因，红军中产生了极端民主化、绝对平均主义等许多错误思想。毛泽东指出：“种种不正确思想的来源，自然是由于党的组织基础的最大部分是由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成分所构成的；但是党的领导机关对于这些不正确的思想缺乏一致的坚决的斗争，缺乏对党员作正确路线的教育，也是使这些不正确思想存在和发展的重要原因。”在毛泽东的领导下，红四军通过了《古田会议决议》，对红军中存在的种种错误思想进行了剖析，并一一指出了纠正方法，加强对官兵的教育管理是其中一项重要内容。

27.刘伯承指挥作战，高度重视任务、敌情、我情、地形和时间这五件事，强调：五行不定，输得干干净净。特别是对敌情分析，每战前总是做到详细、精辟、透彻。攻克襄垣后，刘伯承主持起草《晋冀鲁豫军区关于上党战役中某些战术问题的指示》下发部队，总结襄垣战斗中的经验教训。《指示》客观分析了晋绥军优缺点，指出晋绥军“长于防御，构筑品字形据点碉堡，控制强大的预备队，实行反突击”“配置有外围据点，形成掎角之势”。野战中，“采取三只老虎爪子的战术（正面钳制左包右抄）”，但一般不善于白刃格斗，其特点是善于守城，极不善于野战，反对莽撞、拼命地猛冲猛打，不计伤亡和效果的游击作风，为取得战役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28.1948年九月会议上，毛泽东专门讲了城市管理和建设问题，把“全党要学习工业和做生意”列入首要学习内容。10月，中共中央在关于九月会议的通知中提出“要训练大批能够管理军事、政治、经济、党务、文化教育等项工作的干部，作为我们党今后工作的重要任务”。1949年2月，毛泽东再次提醒全党，如果我们的干部不能迅速学会管理城市，我们将会发生极大困难。进京“赶考”前夕，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给广大干部部署了建设一个新世界的伟大任务：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习生产的技术和管理生产的方法，必须去学习同生产有密切联系的商业工作、银行工作和其他工作。

29.1965年7月26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刚从海外归来的原国民党政府代总统李宗仁及其夫人时，突然主动向李宗仁的机要秘书程思远发问：“你知道我靠什么吃饭吗？”程思远一时茫然不知所对。毛泽东接着意味深长地说：“我是靠总结经验吃饭的。以前我们人民解放军打仗，在每个战役后，总来一次总结经验，发扬优点，克服缺点，然后轻装上阵，乘胜前进，从胜利走向胜利，终于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早在1928年11月写的《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毛泽东就讲到了湘赣边界割据的成功经验，又讲到了4月和8月两次失败的教训；在1936年12月发表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也是既总结了中央革命根据地前三次反“围剿”的成功经验，又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教训。

30.毛泽东1945年8月动身前往重庆进行谈判前，告诫全党要时刻警惕国民党的内战阴谋。在解放战争即将胜利之际，许多党员和领导干部慢慢变得懈怠，开始骄傲自满起来，尤其是一些人以功臣自居、贪图享乐。因而，毛泽东在1949年3月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中，明确指出，“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新中国成立之后，第一个五年计划顺利实施并且有所超越，经济建设取得巨大进步。这让许多干部感到得意扬扬，变得更加急躁冒进。为此，毛泽东在党的八大上语重心长地说：“即使我们的工作取得了极其伟大的成就，也没有任何值得骄傲自大的理由，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

31.延安整风期间，毛泽东强调：“掌握思想领导是掌握一切领导的第一位。”这一时期，党内掀起了理论学习的热潮，主要手段就是阅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学习领袖的重要讲话和文件。毛泽东亲自开列了《左派幼稚病》《新哲学大纲》《辩证唯物论教程》和《经济学大纲》等阅读材料。考虑到个人能力和学习水平的差异，学习要求也区分层次、区别对待。有些必要的基础材料要求全体党员通读学习，有些材料要求党的高级干部学习掌握，有些内容了解即可，有些内容须认真学习并深入研讨。

32.1927年8月1日，南昌城头一声枪响，拉开了共产党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大幕。起义部队设立党的前敌委员会，作为党领导部队的最高机构，在团以上单位建立党的组织，并明确规定部队中“党的作用高于一切”的原则。1927年9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进行了三湾改编，规定党的支部建在连上，班、排有党小组，连以上设党代表，营、团设党委，军队由党的前敌委员会统一领导，为党的指挥权深深地扎根于基层一线奠定了制度基础，保证了党在军队自上而下地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从组织上确立了党对军队的领导。

33.80多年前，邓子恢在福建漳浦一带从事革命活动。为了隐藏身份，他置办了一个医药箱，并向民间老中医学习医术，久而久之，他俨然成为当地群众眼中的“游走郎中”。高高的个子，挺拔的腰板，一身乡村郎中的打扮，漳浦及临县的平和、南靖一带，到处留下了邓子恢的足迹。每到一地，他都深入贫苦农民家中嘘寒问暖，遇有群众求医，他就用自制的中草药为他们治病。由于郎中身份作掩护，为他的革命活动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他秘密发动群众，宣传革命道理，创建农民协会，播撒革命火种，为建立革命根据地作出了突出贡献。

34.1946年2月，毛岸英从苏联回到延安，毛泽东对他说：“你在苏联大学毕业了，还参加过苏联卫国战争，可是你还没有上过中国这个革命大学。你对中国的情况了解得很少。缺乏实践，这一课应当补上。你应该到农村去拜农民为师，在那里可以学到在外国学不到的许多有益的东西。”

35.1929年，毛泽东为红四军制定《教授法》时，曾提出：“说话要有趣味。”幽默有趣是一种寓含着哲学思考的乐观人生态度，是严肃话题的诙谐轻松。上世纪50年代，毛泽东曾问过刘少奇和周恩来：“你们怎样才能使猫吃辣椒？”两人先后说出方法后，他公布了答案：把辣椒擦在猫的屁股上，当它感到火辣辣的时候，就会自己去舔掉辣椒，并为能这样做而高兴不已。

36.长征时两大方面军在四川会师，开会讨论行军路线时，贺龙半开玩笑地给张国焘讲悄悄话：“国焘啊，只讲团结，莫讲分裂。不然，小心老子打你的黑枪。”结果，张国焘硬是没敢讲不利于团结的话。贺龙说：“其实，我哪里会打他的黑枪，是他自己心里有鬼嘛！”后来，延安开会讨论张国焘的问题时，贺龙依然心直口快：“你是共产党员的时候，我还是个‘军阀’；现在我做了共产党员，你反而变成了军阀。你张国焘是人变猴子，倒退了！”

37.1945年国共和谈期间，重庆各界邀请毛泽东演讲，突然有人提出：“假如此次和谈失败，国共再度开战，毛先生有无信心战胜蒋先生？”他机智巧妙地答：“‘蒋’字乃是‘将’字头上加了一棵草，他不过是一位草头将军而已。我这个‘毛’字，可不是毛手毛脚的毛，而是一个反‘手’，反手即反掌。意思就是代表大多数中国民众意愿和利益的共产党，要战胜代表少数人利益的国民党，易如反掌。”此言一出，掌声雷动。

38.1938年10月14日，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作《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明确指出：共产党的干部政策，应该以能否坚决地执行党的路线，服从党的纪律，和群众有密切的联系，有独立的工作能力、积极肯干、不谋私利为标准，这就是“任人唯贤”的路线。

39.1947年春节的前一天，解放军某部奉命转到舞阳县休整。春节当天的早晨，解放军部队的指战员被谢家村的老百姓分散拉到家里过年。但指战员们严格执行部队规定，绝不在老百姓家搞特殊，老百姓给什么就吃什么，饭后一定要交饭钱。当天，部队首长陈赓也被一位大娘邀请去做客。据回忆，当时大娘包了两种面的饺子，一种是白面，一种是黑面，准备用白面饺子招待陈赓。但陈赓见状，端起黑面饺子就吃。见大娘硬要他吃白面饺子，陈赓幽默地说自己就是爱吃黑面饺子，一见到黑面饺子，会“急得我喉咙里像伸出一只手”。见大娘阻拦，陈赓迅速将饺子送入口中，然后对大娘说：“还有没有了？我还没有吃饱呢！”

40.1930年5月，毛泽东花了10多天时间做寻乌调查，《反对本本主义》就是这次调查的成果之一。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创造性地提出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这个著名论断，并深刻阐释了调查研究的理论、原则和方法。毛泽东后来讲到《反对本本主义》时说，这篇文章的主题就是“做领导工作的人要依靠自己亲身的调查研究去解决问题”，“那里提出的问题是作系统的亲身出马的调查，而不是老爷式的调查”。在长期革命和建设实践中，毛泽东特别强调领导干部亲身调查研究。1958年1月，毛泽东主持起草了《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其中第25条专门对高级领导干部调查研究作出规定：中央和省、直属市、自治区两级党委的委员，除了生病的和年老的以外，一年一定要有四个月的时间轮流离开办公室，到下面去做调查研究，开会，到处跑。

41.年事已高的朱德，从新中国成立一直到1976年去世，每年都要拿出两到三个月或者更多的时间，深入厂矿、农村考察。视察回来后，他常常不顾旅途劳顿，亲自主持起草调查报告，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和建议。1951年到1966年，他向党中央提交了108份调研报告，其中98份报告是他亲自主持起草的。

42.邓小平坚持亲身到实践中去调查了解清楚情况，然后再下结论、作决断。经济特区创办后备受争议，邓小平说：我要来看一看。1984年初，他先来到深圳，深入商业区、工厂、蛇口工业区、渔民村等了解情况。离开深圳后，他写下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随后，再经过对珠海和厦门经济特区的调研，他明确提出：“我们建立经济特区，实行开放政策，有个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不是收，而是放。”他以自己亲自调研的所见所闻和深入思考，作出给予经济特区充分肯定的结论，推动进一步搞好经济特区，扩大对外开放。

43.1961年4月1日至5月15日，刘少奇到湖南省宁乡县和长沙县调查研究。下去前，他就对中南局和湖南省委负责人说，要采取过去老苏区办法，直接到老乡家，睡门板，铺禾草，既不扰民，又可以深入群众。人要少，一切轻装简从，一定要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出现。刘少奇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在一次座谈会上，他摘下青呢帽，露出满头银发，诚恳地说：“我是向大家求教的。这次中央办了错事，我们对不起大家，向大家道歉。但是改正错误要了解真实情况，希望大家帮助我，向我提供真实情况。”这让在场的干部群众十分感动，开始真实地反映情况。刘少奇还来到生产队，和社员们进行面对面的交流。他发现困难的严重程度已远远超出原先的估计，造成困难的原因主要是政策错误，得出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结论，并客观地向党中央和毛泽东作了汇报。

44.我国早期的革命家邓中夏先生，他在北大读书时，给自己规定了严格的学习时间，为不受人干扰，他干脆写了个“五分钟谈话”的纸条，贴在书桌上，来访的客人看到这字条后，如没重要事情便会马上告辞。有的客人甚至从他那儿得到启迪，也抓紧时间读书，不再虚度年华了。

45.1937年秋天，为了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周恩来要去石家庄会见国民党的卫立煌。随行的警卫员考虑到周恩来总是废寝忘食地工作，长期睡眠不足，鼻腔又经常出血，路上需要好好休息一下，就请后勤的同志去买火车包厢票。周恩来知道了，立刻加以阻止。警卫员只好说：“那就买软卧吧！”周恩来还是不同意，说：“不要软卧，就买普通票。路不长，在车上只过一个晚上嘛！”

46.周恩来同志在三年困难时期，和全国人民同甘共苦，带头不吃猪肉、鸡蛋，不吃稻米饭。一次，炊事员对他说：“你这么大年纪了，工作起来没黑天白日的，又吃不多，不要吃粗粮了！”总理说：“不，一定要吃，吃着它，就不会忘记过去，就不会忘记人民哪！”

47.1960年，老一辈革命家刘少奇同志率团去苏联参加会议，按规定，国家发给他5000卢布的零用费，但到了莫斯科后，没花一个戈比(1卢布合100戈比)，而是把钱全部交给了中国驻苏联大使馆。

48.1958年，陈云同志的恩师张行恭写了一封信，希望陈云将在青海医学院的儿子调到自己身边，陈云同志没有利用自己的关系谋私，回信婉拒了恩师的请求。

49.邓小平同志1969年在江西省新建县拖拉机修造厂参加劳动，当时年已70岁的他每天都会尽力完成当天的钳工工作，同在一个车间劳动的夫人卓琳曾劝邓小平在椅子上坐一坐，休息一下，但他则说坐下就站不起来了，随后继续尽心尽力干起了手上的活儿。

50.新中国成立之初，周恩来同志就因工作忙碌被人比做古时的周公旦。大家都称周恩来“一餐三吐哺，一沐三握发”，到了“文革”期间，周恩来一般每天只能睡三、四个小时。留法时结识的革命“老大哥”胡志明于1968年到北京时，向周恩来提出了一个要求，希望他能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利益，每天多睡两小时，周恩来总理却回答说“我做不到”。

51.1943年2月，刚上任绥德地委书记的习仲勋就提出“为五十二万群众服务”的要求，并保证自己和地委机关的工作人员必须做到。正是在这种自觉的服务意识主导下，习仲勋带领地委干部将地处边区北大门、各种关系错综复杂的绥德治理得有声有色。如何将服务意识转化成行动？1944年秋，在绥德地区召开的司法会议上，习仲勋发表了《贯彻司法工作的正确方向》讲话，讲得很明白：一、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的这一面。二、不当“官”和“老爷”。三、走出“衙门”，深入乡村。不仅对司法干部要求如此，其他部门的干部也要深入基层，转变作风，真正为群众想办法，办实事。为了解决全区群众文化水平偏低的问题，根据冬季农闲的特点，习仲勋主张办冬学。仅1943年，全区办起冬学905所，参加学习的人数达70715人。由于不占劳动时间，冬学深受群众欢迎，成为绥德地区普及文化知识的一个重要阵地。

52.1948年1月7日，毛泽东给几个中央局和野战军的头头脑脑专门下达了《关于建立报告制度》（即子虞电），以“帮助各地不犯或少犯错误”。毛泽东要求报告必须“自己动手，不要秘书代劳”，还特别给野战军与军区的“老大”们做了单独的要求：各野战军首长和军区首长，除作战方针必须随时报告和请示，并且照过去规定，每月作一次战绩报告、损耗报告和实力报告外，从今年起，每两个月要做一次政策性的综合报告和请示。制度下达6个月后，林彪一次也没报告。毛泽东于是给林彪发了一封2000字的电报，措辞严厉地批评他，并举出邓小平这个好榜样：“我们5月间即告诉你们，像大别山那样严重的环境，邓小平同志尚且按照规定向中央主席做了综合性报告，并将邓小平同志来电转给你们阅读。你们的环境比大别山好得多，何以你们反不能做此项报告？”

53.1941年6月3日，雷电交加，雷电劈死了一个县长，这妇女就借题大骂：“咋不叫这雷劈死毛泽东呢！”基层干部们立即抓了这妇女，并声称要枪毙她。消息传到毛主席耳里，毛主席立即约见这位妇女，问明原因。该妇女声泪俱下，陈述了缘由：公粮任务太重，又逢3年旱灾，交了公粮，已颗粒无存。主席得悉后，非但没有责怪她、报复她，临行时，还让通讯员把自己的口粮和自养的一头奶羊送给了她，以解燃眉之急。接着，党中央决定，减征公粮，开展大生产运动，自力更生，丰衣足食。

54.1929年末，任弼时在上海主持江苏省委工作时，被租界当局逮捕。他乘巡捕不注意，吞掉了身上的文件，只被搜出一张月票，而票面上写的使用人住处已是火灾中烧掉的房子，无从查对。外国警探怀疑有假，便使用电刑，竟在他背上烙出两个拳头大的窟窿。任弼时苏醒后仍坚不吐实，这种顽强态度使捕房更感到他像共产党，继续关押拷打。幸亏周恩来领导的特科通过关系营救，才使他获释。

55.陈云一家原先住在北京市北长街上，房子受到地震影响出现了开裂，被定作危房。当时计划翻修一下，设计和预算都已到位，但在最后时刻，陈云告诉身边人：“这件事不能做，我不能给自己盖房子。”最终，工作人员用铁管子在陈云办公室搭起一个防地震的架子，上面铺着厚木板。陈云就在这个“铁框框”里坚持办公，直到很长一段时间后才搬至中南海。同时，陈云也严格要求家人、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要他们“以普通劳动者身份自居，不搞特殊化”。新中国成立初期，陈云担任中财委主任，夫人于若木也在中财委机关工作。于若木本来完全可以搭乘陈云的汽车上下班，但她一直坚持骑自行车去机关，没搭过一次车。陈云对自己和家人的严格家风可见一斑。

56.一次，罗荣桓到时任东北民主联军政治部主任谭政家去，见他家住的是一处二层小楼，就跟他说：“跟你们搭个邻居怎么样？你家住楼上，我们住楼下。欢迎吗？”谭政起初还以为是句玩笑话。但没过两天，罗荣桓一家却真的搬来住了。罗荣桓对家人说：“住的房子大小，看来是不起眼的事情，但我们是党的干部，要时时想到生活在基层的人民大众，不能官越做越大，住的楼越来越高。”罗荣桓还说：“生活不要特殊化，一味追求舒适的生活，讲究吃穿，贪图享受，就要变坏的。”

57.新中国成立后，担任领导职务的张闻天因公配有汽车上下班，但他从不允许子女“沾光”。有一次，儿子张虹生趁父亲上班前爬上车，赖着不下来，以为这样能让自己坐一次向往已久的小汽车。谁知父亲一点也不妥协，他干脆走着去上班，让汽车停在原地。小虹生只好乖乖地下车。上世纪50年代，知识青年开始上山下乡。张闻天动员刚从中学毕业的儿子响应党中央号召，到天津茶淀农场锻炼。两年后，张虹生获准回到北京考大学。因离校时间已久，张虹生对外语没有把握，希望担任外交部副部长的父亲给直接分管的外交学院打个招呼。张闻天一口回绝：“你有本事上就上，没本事就别上。”最后，张虹生凭自己的本事考上了北京师范学院。

58.朱德住的是旧房，使用的卫生间窄小，但洗澡盆却很高。晚年，朱德腿脚不灵便，又有病，洗澡进出不方便。工作人员反复商量，想把澡盆改装得低一点，上面再加个喷头，好让他坐着淋浴。他们多次向朱德提出，并且说明：改装一下澡盆，只花两三个工，用不了多少钱。但朱德就是不同意，总是说：“很好嘛!再修，又要浪费钱财。”后来，大家又跟他提起了几次，他还是不同意。直到1976年他最后一次住进医院后，大家才悄悄地把洗澡盆改装了一下。谁知，他老人家还没有使用一次就逝世了。

59.1958年的一天，当周恩来率领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门领导干部到北京十三陵水库工地参加劳动时，有人建议他带一位医生去，周恩来却说：“到了工地一点也不能特殊，我即使有点毛病，应该和大家一样，请工地的医生看看就是了!”一到工地，周恩来就嘱咐随身的警卫说：“到了这里，一切都要按这里的规矩办事，一点也不能特殊。”工地指挥部的同志在分配劳动任务时，说了句“我们欢迎首长们……”话还没说完，周恩来就纠正说：“这里没有首长。在这里，大家都是普通劳动者。”在工地劳动的一个多星期中，周恩来同大家一样，每天按时上下工，从不迟到、早退，并和工人们同在一个食堂吃大锅饭，在同一个澡堂洗澡，什么事也不特殊。

60.解放初期，任弼时所住的房子很挤，又靠近大街，不适宜养病。组织上给他找了个安静的地方后，任弼时说：“那房子住着一个机关，我一个人怎能牵动一个机关呢?当干部的一丝一毫不能特殊。”后来，组织上又给他找了一所房子，准备花钱修理。任弼时知道后又拒绝了。他说：“现在国民经济正在恢复发展时期，还是把钱用到工业建设上去吧!”就这样，一直到任弼时逝世，他始终住在原来的房子里。

61.1969年春天，董必武响应中央号召，坚决把自己的小儿子董良翮送到河北省晋县农村去务农。董良翮临下乡时，董必武嘱咐他说：“到晋县去，要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要努力参加生产劳动，做一个好农民，要为共产主义的宏伟理想努力奋斗。”董良翮下乡后，董必武不仅经常写信教育他，还不时请董良翮所在生产队的同志到北京来，向他们了解儿子在农村各方面的表现，请他们多讲他的缺点，以便及时对董良翮进行帮助。1970年12月，董良翮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以后又担任生产大队党支部书记。董必武写信告诉他要注意两点：一是不要“一得自矜”，二是不要“浅尝辄止”。意思是要他不要自满，继续努力。

62.1949年初夏，邓小平从北平赶往南京。乘轮渡江后，警卫员给邓小平找来一辆黄包车。邓小平见车夫身体很弱，就把皮箱放在车上，自己在后面跟着走。上坡时，见车夫拉得吃力，邓小平和警卫员索性就在后面推。虽说是初夏，南京这个大“火炉”还是把两人热得大汗淋漓。车夫流泪了，他还记得国民党士兵坐车不给钱，还记得美国大兵的皮靴踢过他的脊梁。如今，这位共产党首长却给钱不坐车，竟和黄包车夫一齐走进了原国民政府的总统府!

63.1927年7月，周恩来奉命领导南昌起义，这是一项关乎共产党命运前途的重大决策，不允许泄露丝毫消息。临走之际，他对同是共产党员的妻子邓颖超也是守口如瓶。邓颖超后来回忆说:“后来还是看了国民党的报纸才知道发生了南昌起义。”

64.1980年6日，邓颖超同志率领人大代表团去法国访问，途中经过新疆的乌鲁木齐市。新疆的同志专门为邓颖超同志准备一辆红旗牌小轿车。邓颖超同志在北京知道这消息后，立即通知新疆，她不坐红旗牌轿车，要和代表团成员一起坐面包车。6月6日，邓颖超同志从北京去乌鲁木齐，她坚决不同意坐专机，只乘坐民航的班机。下机后，她和大家一起坐上面包车进城。在车上，她高高兴兴地对前来迎接的自治区政府主席说：“你看，坐面包车不是很好吗？”住进宾馆以后，为了省电，她不让在房间多开灯，那几天，乌鲁木齐天气比较凉，宾馆的工人电暖炉，准备为她房间加温，但是她不让开；在宾馆期间，她每天三顿都是和工作人员一起吃的，从不搞特殊。9日上午，当邓颖超同志要乘坐民航班机去巴黎时，她还是和大家一起坐面包车从宾馆到机场。所有和她相处过的人都说：“邓颖超同志真是个好大姐。”

65.1927年5月，共青团湖南省委书记田波扬和他身怀有孕的妻子陈昌甫不幸被捕。敌人将陈昌甫左手五个指头钉上竹签，想让她用右手代替田波扬在自悔书上签字，陈昌甫在纸上毅然写下：“我宁可替丈夫死，但决不代替他叛党，共产党员是杀不绝的！”

66.1930年，军阀何键向关在牢狱里的杨开慧提出，只要宣布同毛泽东脱离夫妻关系即可自由。杨开慧毅然回答：“死不足惜，惟愿润之革命早日成功。”坚守信仰到了不惜生命的境界，这样的信仰，该是何等彻底的自觉与豪迈。

67.林伯渠是我们党内在20世纪初参加过辛亥革命的老前辈。在延安时他就讲过，要“活到老，学到老”，在60寿辰时，他还专门就学习马列主义的问题请教毛主席。

68.1952年4月5日，在党中央、毛主席决策下，荆江分洪工程正式动工。毛主席亲笔题词“为广大人民利益，争取荆江分洪工程的胜利”。毛主席急百姓所需，号召“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

69.1939年9月，陈潭秋奉命回国，任中共中央驻新疆代表和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负责人。他同新疆军阀盛世才进行了灵活巧妙的斗争。当盛世才公开走上反苏反共道路后，1942年夏，党中央同意在新疆工作的共产党员全部撤离。陈潭秋把自己列入最后一批，表示：“只要还有一个同志，我就不能走。”1942年9月17日，陈潭秋被捕。敌人对陈潭秋施以酷刑，逼迫他“脱党”。陈潭秋拒不屈服。1943年9月27日，陈潭秋被秘密杀害于狱中，时年47岁。

70.1924年10月，陈延年赴广州工作，先后任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驻粤特派员、中共广东区委秘书兼组织部长、中共广东区委书记。1925年6月，陈延年和邓中夏、苏兆征等人领导了震惊中外的省港大罢工。陈独秀对国民党右派采取妥协退让的政策，陈延年坚决反对，表示虽然和陈独秀是父子关系，“但我是共产党员，我坚决反对妥协退让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1927年4月，陈延年接任中共江浙区委书记。同月，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他为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候补委员。1927年6月，中共中央撤销江浙区委，分别成立江苏省委和浙江省委，陈延年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6月26日，陈延年遭国民党军警逮捕。敌人为了得到上海中共党组织的秘密，对陈延年用尽酷刑。但陈延年以钢铁般的意志，宁死不屈。敌人无计可施，遂将他杀害。陈延年牺牲时，年仅29岁。

71.1928年1月，方志敏参与领导弋横起义，创建赣东北苏区，领导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10军。先后任赣东北省、闽浙赣省苏维埃政府主席，红10军、红11军政治委员，中共闽浙赣省委书记。他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赣东北实际相结合，创造了一整套建党、建军和建立红色政权的经验，毛泽东称之为“方志敏式”的根据地。1934年11月初，方志敏奉命率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北上，任红10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至皖南遭国民党军重兵围追堵截，艰苦奋战两月余，被7倍于己的敌军围困。他带领先头部队奋战脱险，但为接应后续部队，复入重围，终因寡不敌众，于1935年1月27日在江西玉山陇首村被俘。被捕那天，两个国民党士兵搜遍方志敏全身，除了一块怀表和一支钢笔，没有一文钱。诚如方志敏所说：“清贫，洁白朴素的生活，正是我们革命者能够战胜许多困难的地方！”在狱中，面对敌人的严刑和诱降，他正气凛然，坚贞不屈。1935年8月6日在江西南昌下沙窝英勇就义，时年36岁。

72.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陈树湘率领红三十四师担负全军后卫，掩护全军主力和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机关，同敌人追兵频繁作战，兵不卸甲、马不解鞍，紧张到了极点，危险到了极点。1934年11月下旬，在惨烈的湘江之战中，他率领全师与十几倍于自己的敌人殊死激战四天五夜，付出重大牺牲，全师由原来的6000多人锐减到不足1000人。在完成掩护红军主力和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机关抢渡湘江的艰巨任务后，陷入敌人的重重包围。他在率部突围时腹部中弹，身负重伤。他用皮带压住伤口，躺在担架上指挥战斗。最后，部队弹尽援绝，陈树湘伤重被俘。敌人为抓到一个红军师长而高兴，立即将他押送敌“追剿司令部”。押送途中，他趁敌人不备，在担架上忍着剧痛，从伤口处掏出肠子，用力绞断，壮烈牺牲，实现了他“为苏维埃新中国流尽最后一滴血”的誓言，年仅29岁。

73.林伯渠是中国共产党德高望重的领导人之一，也是严以律己、廉洁奉公的楷模。他曾在自己的日记中醒目地写道：一、遵守党章党纪。二、戒骄傲自满。三、必须有系统地进行监督。四、加强马列思想教育。在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中，林伯渠总是跟着进步的方向走，在危难的关头，总是和广大人民站在一起。林伯渠的革命精神和崇高品质得到了全党和广大人民群众由衷的敬仰和爱戴。

74.1951年6月，高成山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任志愿军第68军204师612团1连连长。同年10月，奉命率全连坚守朝鲜平安南道金化郡938.2高地。他向团长表示：“战到一人一枪，绝不后退一步！”进入阵地后，他立即组织抢修工事，熟悉地形，配置火力，进行战前准备。16日晨，敌军在4架飞机、数十门火炮的火力掩护下，先后以2个团的兵力轮番攻击。面对强敌，他果敢指挥应战，哪里战斗紧张就出现在哪里，鼓舞战士顽强坚守。当第5班阵地将被敌军突破时，他立即组织反击，打退了敌人进攻。5班班长、共产党员郭德志在反击战中壮烈牺牲，当他双臂负伤投出最后一颗手榴弹的时候，仍高喊着：“打得烂共产党员的肉，也打不烂共产党员的骨头。”当连队被敌炮火封锁，三面受围时，他指挥分队向高地两侧出击，争取了主动，先后组织7次反击，使敌军始终无法接近阵地。全连浴血奋战，坚守阵地5天4夜，打退敌人百余次进攻，毙伤敌1800余人，创造了阻击作战的范例。在全连严重伤亡的情况下，他临危不惧，组织所剩5人继续顽强坚守，最后英勇牺牲，时年29岁。

75.1952年11月，在上甘岭战役中，胡修道和班长及另一名新战士负责坚守597.9高地3号阵地。5日拂晓，敌军在飞机、火炮掩护下向阵地发起进攻。他们在班长指挥下英勇还击，连续作战3小时，打退敌人10余次进攻。后来班长调去支援9号阵地，他和新战士继续坚守，又连续打垮敌人10余次进攻。当发现10号阵地危急时，他抱起爆破筒，带领战友主动支援，冒着敌机枪火力封锁，抢先登上制高点，将已冲上阵地的敌人击退。经一天激战，共打退敌军40余次进攻，歼敌280余人，创造了战争史上的奇迹。1953年1月1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领导机关为他记特等功，授予“一级英雄”称号。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集团军副参谋长。他不仅在生与死面前是英雄，在荣誉面前也堪称模范。1985年部队精简整编，他退居二线，但他退而不休。人们称赞：“他的位置在二线，但工作岗位始终在第一线！”1988年恢复军衔制前退休。同志们为他感到惋惜，他却坦然地说，人的一生总要经历几次转折的关口，一次转折就是一次考验，次次考验都能过硬，才称得上共产党人。